曾当过小偷的母亲

    一直想为母亲写点东西，思来想去不知写什么。写母亲对子女的爱，未免俗气，哪有母亲不爱自己儿女的；写母亲勤劳能干，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如果腿脚不勤快恐怕活不到今天早就饿死了；写母亲为人朴实厚道，农村的母亲大都是这样。总之，我的母亲太普通了，是天下所有普通母亲中的一个，一个平凡的人。

    但这并不是说母亲没有可圈点之处，只是苦于笔拙，不能将母亲的点滴之光串成耀眼的珍珠，让人羡慕；没有功力将母亲的一抬手，一举足，一颦一笑笔凿成一个永恒的姿式，供人敬仰。我唯有一杆生锈的秃笔，将母亲的真实生活还原。

    回眸母亲走过的路，用三个字基本就能概括：偷、干、捡。母亲年轻时，偷；中年时，干，到了老年，捡。

    母亲年轻时，正值六、七十年代，家家户户都过着穷光景，累死累活为社会主义卖命。当时我们一家七口人，爷爷奶奶身体不好，不能干活挣工分，就在家带我们三个孩子。家里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辛辛苦苦干上一年，到年底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倒贴钱，家里没钱去贴，就这么一年接一年的往下滚，滚成了债的高台。生产队分到家的粮食本来就不多，抵去一部分债，剩下的根本不够一家人嚼吃。

    母亲不会让自己的孩子挨饿，就大着胆子从生产队往家里偷东西，偷的无非是一些花生玉米之类吃的东西。就这，要是让生产队长发现，轻的扣工分，严重的要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帽子游街示众。

    记得母亲和社员们在地里收花生，队长发了话，说只许吃不许带。队长说归说，社员们还是偷着往兜里装花生，想给家里馋巴巴的孩子带回去一些。母亲偷花生的法子很绝，上工时穿一个肥大的裤子，把裤腿儿用绳子扎住，趁队长不注意，往裤子里塞上两把，塞得差不多了，就向队长请假去茅房。我奉母亲之命，挎一个小篮早早地在茅房等候。母亲把花生放进篮子里，上面盖上一层绿草，然后打发我上路。我一个小姑娘不会引人注意，闻着花生的鲜香，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等到收工时，队长挨个搜身，社员们偷带的花生全搜了出来，母亲身上没带，当然不会搜到。当我从炕席底下抓一把清香脆酥的花生放进嘴里时，暗暗佩服母亲的高明，那时我年龄小，还不懂得什么，后来才知道，其实母亲是很要面子的，她不怕扣工分，就怕游街示众。想母亲当时为了能让孩子们吃上花生，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

    母亲到了中年时，遇上改革开放，生产队解散，分田到户，我们家分到了十来亩地。那时，父亲在家做起了黑白铁加工生意，母亲除了把父亲加工好的水桶赶集卖掉，还要去地里劳动。当时我们家种了四五亩地的棉花，修理棉花很费工夫，母亲是上午赶集卖货，下午去地里劳动，一天到黑不使闲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因此逐渐好转起来。

    母亲到了老年时，地分给了两个儿子，母亲的身体不允许下田劳动，这时她就开始捡。母亲总是习惯性地低着头走路，看到什么捡什么，什么空瓶子、废报纸、旧纸板，就是一根小木棍，她都要捡起来拿回家，家里筑起了一座又一座的“废品山”哥哥不干了，冲母亲直囔嚷，捡得东西也卖不了几个钱，弄得家里脏兮兮的。我气得甩给母亲一沓子钱说，你缺钱我给，以后不要再去捡，别给你的孩子丢人了。母亲笑而不语，收下钱照捡不误。哥悄悄地告诉我，母亲把卖废品的钱接济了生活困难的舅和姨，而她自己却舍不得花。

    这就是我的母亲，一个真实的母亲生活。母亲为孩子偷过；为改善生活拼命去干；为亲人过的好，她又不惜脸面去捡。母亲一生没有做过辉煌自己感动别人的事情，看起来普通而平凡；母亲不识字，不能读解爱的含义，但谁又能说母亲平庸不懂爱，母亲在孩子的心中永远是一座装满爱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