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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曾识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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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词以来一直钟情后主李煜,他的词流畅清丽,似花中君子,淡然而天生高贵。正如纳兰评后主::“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质重,李后主兼有其美,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说),这与后主天皇贵胄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皇子王孙都可以如后主,其天生的词人风骨也很重要。

    后主天生是词人,成为帝王只是历史的巧合和玩笑。959年李弘冀在毒死李景遂后不久也死了。李璟打算立李煜为太子,钟谟说“从嘉德轻志懦,又酷信释氏,非人主才。从善果敢凝重,宜为嗣。”钟谟的话很有道理,可惜中主没有听进去。中主本身也是一位词人,他更注重的是后主身上的词人品性。却忘记了一个帝王该有的“果敢凝重”他把一个“德轻志懦”的词人推到了帝王的座位上,不是爱他,是害他。结果遇到北宋强敌压境,后主选择的妥协和“江南国主”北宋大将曹彬兵临城下,后主选择的还是不抵抗的苟安政策和“肉袒出降”这样的国君实在是一个很失败的国君,做到他这样实在是一个国家的耻辱。

    但是他天生就不是做国君的材料,只是错生在帝王家,错误的坐在了帝王的宝座上。说他“玩物丧志、奢靡生活、崇尚神佛”说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只能说明他生错了地方,生在帝王之家,想不生活奢靡都难,想不骄侈都难。一个风流词人,不爱声色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原本对政事就不感兴趣,要是唐太宗一流的人物,他就不是李煜了。

    一个人可能会生错人家,品性却是无法改变的。就算国难当头,他也不可能象一个政治家一样去面对。李煜就是李煜,他只会选择妥协,选择苟安。他生性如次,后人太多的抱怨和诋毁只能说明不了解他这个人。他的志向是什么?是诗词歌赋,是文学和艺术。他没有政治抱负,没有想过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他只愿意做他的学问,写他的诗词,搞他的艺术。他只能是一个艺术家,不可能成为一代明君。

    王国维认为:“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而且还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艺术不等同于现实事物,艺术家有天生的禀赋,强求不得。诗词艺术更是如此,不管你才学如何,不管你文字有多大的雕琢性。天生的品性决定了艺术的感染力,所谓“文章憎命达”不是说生活不好的人都可以写出好文章,是说生活颠沛的人感受更深沉一些。温飞卿等花间词人生活优越,没有生活中的实在感受,所针对的只能是眼前的奢靡生活状态。一个不愁温饱的孩子会知道农村的孩子很小就去农田干活吗?会知道一件很简陋的玩具可以让农村的孩子开心好久吗?

    生活状态的不同决定了文章内容的不同,后主亦是如此。前期为皇子,为君王,只能是“花明月暗笼轻雾,今朝好向郎边去。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亡国之初感觉顿变“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亡国之后“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样的变化与生活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某一步他的词作是根本不可能达到某一步。他还没有成为亡国之君,他就根本不可能写出亡国后的悲伤和绝望,不会有无限的悔恨和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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