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sp; 塔玛拉似乎正在考虑他提出的问题，接着说：“对，在俄国。”

    “今天早上我才知道你还活着。一个亲眼目睹的人跑来告诉我，他看见你给打死了。”

    “他是谁？没有人活着出来。除非他是个纳粹。”

    “他是个犹太人。”

    “不可能的。他们打中了我两枪。到现在我身体内还留着一颗子弹，”塔玛拉说，指了指她左边的臀部。

    “能不能取出来？”

    “也许在这儿美国可以。”

    “你好像是死里逃生。”

    “是的。”

    “这事发生在哪儿？在纳伦采夫？”

    “发生在市郊的一片田野上。晚上我设法逃了出去，尽管我伤口流着血。要不是天下雨，纳粹会发现我的。”

    “那个异教徒是谁？”

    “保尔。采洪斯基。我父亲跟他有过生意往来。我到他那儿，心想，‘现在可能发生什么事呢？最糟就是他去告发我。’”

    “他救了你命？”

    “我在他那儿住了四个月。他们不能相信任何医生。他是我的医生。他和他的妻子。”

    “从那以后你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吗？”

    “他们已经死了。”

    两人都不说话。然后塔玛拉问：“我叔叔怎么不知道你的地址？我们只得在报上登广告。”

    “我自己没有单独的公寓，我是和别人合住的。”

    “那你也可以把地址留给他。”

    “为什么？我不见任何人。”

    “为什么不见？”

    他想回答，但就是讲不出话。他从桌旁拉过一把椅子，在椅子边上坐了下来。他知道他应该问问她孩子们，但是他做不到。就是在他听到人们谈论健康地活着的孩子们的时候，他都会产生某种近似于恐怖的感觉。每次在雅德维珈或玛莎表示想给他生个孩子时，他往往改换话题。在他写的文稿中夹有小的切维德和大卫的相片，但是他从来不敢看。赫尔曼没有像一个父亲应该对待孩子们那样对待过他们。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扮演单身汉的角色。眼前是塔玛拉——他的罪行的见证人。他担心她会哭出来，但是她保持着镇静的态度。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还活着？”他问道。

    “什么时候？战后。由于一次奇怪的巧合。我的一个熟人—一实际上，是好朋友——在用一张慕尼黑来的意第绪语报纸包东西，刚好在报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你那时在哪儿？仍然在俄国？”

    塔玛拉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再问。根据他和玛莎以及其他在德国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人的经验中，他知道，整个真相永远也休想从那些在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人或是在俄国流浪过的人的口中听到——倒不是因为他们扯谎，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讲出全部情况。

    “你住在哪儿？”塔玛拉问。“干什么工作？”坐在公共汽车里的时候，赫尔曼就想象过塔玛拉会提出这些问题。可他还是呆呆地坐着，默不作声。

    “我不知道你还活着，就”

    塔玛拉带着嘲弄的神色微笑。“是哪个幸运的女人替代了我？”

    “她不是犹太人。她是波兰人的女儿，我在她家躲藏过。”

    塔玛拉想了一下他的回答。“一个农民？”

    “是的。”

    “你这是作为对她的报答？”

    “你可以这么说。”

    塔玛拉注视着他，没有答话。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嘴里说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

    “你在干什么工作？”她又问道。

    “给一个拉比工作，一个美国拉比。”

    “给拉比干什么？回答有关宗教礼式条律的问题？”

    “给他写书。”

    “那他干什么？和异教姑娘跳舞？”

    “实际情况跟你可能想象的差不离。我看你对这个国家已经相当了解。”

    “在我们劳动营里有一个美国女人。她死于痢疾和饥饿。我有她姐姐的地址，临终前，她握着我的手，要我答应找到她的亲属，把她的情况告诉他们。”

    “你那几年怎么样？”

    塔玛拉咬着下嘴唇。她摇了摇头，似乎表示讲一些使人不信的事是徒劳的。这不是他过去熟悉的那个健谈的塔玛拉，而是换了个人。突然，他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这个女人不是塔玛拉而是她姐姐。接着她突然说话了。

    “我经历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全讲出来。事实上，我自己也并不真正了解我自己。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时候我反而想象自己什么也没经历过。许多事情，就连咱俩在一起的生活，我都完全忘记了。我记得，那会儿我躺在哈萨克的一块木板上，想回忆一下为什么我要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带着孩子们去探望父亲，但是我就是找不出这样做的任何原因和目的。

    “我们在森林里锯木头——一天干十二小时。晚上冻得根本睡不着觉。还臭得厉害，我无法呼吸。许多人害脚气病。一个人一分钟前还在跟你讲话、谈打算，可是突然他就不作声了。你对他说话，他也不回答。你凑近一看，发现他已经死了。

    “于是我躺在那儿问自己，‘我干吗不和赫尔曼一起去齐甫凯夫呢？’可是我一件事也回想不起。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心理病。我就害着心理病。有时候我什么都记得，可有时候又什么也不记得。过去布尔什维克教导我们做无神论者，不过我还是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命运注定我得站在一旁看那帮暴徒揪掉我父亲的胡须，把一边脸颊也给撕了下来。在那时候没有看见我父亲的人是不会明白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我自己从来没明白过，否则我早就步了他的后尘。

    “我妈跌倒在他们脚旁，他们用皮靴踩她的身子，冲她吐唾沫。他们本来会强xx我，可是我刚好月经来了，你是知道的，我出血有多厉害。啊，后来闭经了，干脆闭经了。一个人没有面包吃，哪来的血呢？你问我的遭遇？被风刮过大地和沙漠的一粒灰尘说不出它究竟到过哪儿。那个把你藏起来的异教徒是谁？”

    “是我们的用人。你认识她——雅德维珈。”

    “你跟她结婚了？”塔玛拉看起来好像要笑出来了。

    “是的。”

    “请原谅，她是不是蠢头蠢脑的？你母亲总爱取笑她。她连怎么穿鞋都不知道。我记得你母亲告诉过我，她想把左脚的鞋穿到右脚上去。如果给她钱让她买东西，她会把钱弄丢的。”

    “她救了我的命。”

    “是的，我想一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你在哪儿跟她结婚的？在波兰？”

    “在德国。”

    “难道没其他方式报答她了？嗯，我最好还是别问。”

    “没什么别的可问了。事情就是这样。”

    塔玛拉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腿。她把裙子撩起一些，搔了搔膝盖，然后马上拉下来盖住了它。“你住在哪儿？在这儿纽约？”

    “在布鲁克林，纽约的一部分。”

    “我知道。我有那儿的一个地址。我有个本儿，里面记的全是地址。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跑遍那些人家，通知死者的亲属，这个人是怎么死的，那个人是怎么死的。我已经去过布鲁克林了。我婶婶告诉我怎么走，我一个人坐地铁去的。我到一户人家去，这家人没有一个人懂意第绪语。我试着讲俄语、波兰语、德语，可他们只懂英语。我试着用手势告诉他们，他们的姑姑已经死了。可孩子们只是笑话我。那位母亲看起来倒像是个挺好的女人，但一点也不像是犹太人。你说你是于什么的——给拉比写作？”

    赫尔曼点点头。“是的，可以这么说。我还是个书籍推销员。”他发现自己已经养成说谎的习惯。

    “你另外还要干这事？你推销什么书？意第绪语书籍？”

    “意第绪语、英语、希伯来语的书。我是所谓的旅行推销员。”

    “你都跑哪些地方？”

    “各大城市。”

    “你出门的时候，你妻子干什么呢？”

    “别人的老婆在丈夫出门的时候干什么呢？在这儿美国，推销可是个重要的行业。”

    “你跟她有孩子吗？”

    “孩子？没有。”

    “就是你有孩子，我也不会吃惊的。我遇见过一些和原来的纳粹结婚的年轻犹太人，在谈到有些姑娘为了保全性命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不吱声。人们完全堕落了。在我隔壁那张床上，兄妹俩打得火热。他们甚至都等不及天黑。因此，还有什么能使我感到奇怪呢？她把你藏在哪儿？”

    “我告诉过你，在一个草料棚里。”

    “她父母亲不知道？”

    “她没有父亲。她只有母亲和一个姐姐。她们不知道。”

    “她们当然知道。乡下人挺狡猾。她们估计战后你会跟她结婚，把她带到美国来。我猜想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爬到她床上去了。”

    “我没有爬到她床上去过。你这是在胡说八道。她们怎么会知道我会得到去美国的护照？事实上，我原来计划到巴勒斯坦去的。”

    “她们知道，她们知道。雅德维珈可能是个白痴，但是她母亲跟其他农民谈过这事，他们帮她估计出来的。人人都想到美国来。全世界的人都渴望到美国来。如果名额没有限制，美国就会挤得连插针之地都没有。别以为我在生你的气。第一，我现在对谁都不会生气；第二，你不知道我还活着。咱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欺骗我。你离开孩子们。你当时知道战争即将爆发，可你在最后几个星期中连一个字都不写给我。我知道一些做父亲的为了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境。那些已经设法逃往俄国的男人，由于渴望和全家在一起又回到了纳粹统治区。可是你一直呆在齐甫凯夫，和你的情妇一起钻进一个草料棚。我怎么还可能妄想对这样的人有什么要求呢？嗯，你干吗不跟她生孩子？”

    “我不要孩子，就是这么回事。”

    “干吗这么看着我？你跟她结了婚。你觉得我父亲的外孙不好，你为他们感到羞耻，好像他们是你头上的疥癣，既然如此，你干吗不让雅德维珈另外给你生几个孩子？她的父亲当然比我的好。”

    “嗯，刚才有一会儿，我以为你变了，可现在我看你还是原来的你。”

    “不，不是原来的我。你现在看见的是另一个女人。那个离开了被杀害的孩子、逃到斯基巴——这是那个村子的名字——去的塔玛拉是另一个塔玛拉。我已经死了；妻子死了，丈夫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啊，我的躯体还到处转悠。它甚至还来到了纽约。他们给我穿上尼龙袜、给我染发、涂指甲油，愿上帝保佑我，不过异教徒总是给尸体化妆的，而现在犹太人成了异教徒。所以，我对谁也不记恨，同时对谁也不相信。哪怕你跟一个纳粹女子——一个在尸体上跳舞、用鞋后跟在犹太女儿的眼睛里转动的女人结婚，我也不会感到惊奇。你怎么可能了解发生过什么事呢？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像欺骗我那样欺骗你的新媳妇。”

    从通往走廊和厨房的门后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走进来，后面跟着谢娃。哈黛丝。这两口子不是好好地而是拖着脚在走。里布。亚伯拉罕。尼森对赫尔曼说：“你可能还没有一套自己的房间。在你找到房子前你可以跟我住在一起。好客是行好事，何况你是亲戚。正如圣经上说的：‘你不可避开你自己的亲人。’”

    塔玛拉打断了他的话。“叔叔，他另外娶了个妻子。”

    谢娃。哈黛丝的双手交叉紧握着。里布。亚伯拉罕。尼森看起来神情为难。

    “嗯，那又是另一回事”

    “有一个亲眼目睹的人说得很肯定，他们是怎么”赫尔曼停止不说了。他忘了提醒塔玛拉，不要告诉他们他妻子是异教徒。他朝塔玛拉看了看，摇摇头。突然他产生一阵孩子气的冲动，想在受到责备前离开房间。他朝厂j口走去，简直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别跑啊。我不会强迫你接受什么事的，”塔玛拉说。

    “这可真是只有在报纸上才能看到的事，”谢娃。哈黛丝说。

    “你没有犯什么罪，但愿你没有，”亚伯拉罕。尼森说。“你过去要是知道她还活着，那就意味着你现在和一个女人同居是非法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热尔雄拉比的禁止对你并不适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一定得和现在的妻子离婚。你过去干吗不告诉我们？”

    “我不想打搅你们。”

    这时赫尔曼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对塔玛拉作了个手势。里布。亚伯拉罕。尼森抓着自己的胡须。谢娃。哈黛丝的眼内流露出一种母亲似的忧伤神情。她戴着软帽的头点着，表示服从男人可以拈花惹草这个古老的特权，哪怕最正直的男人都不由得爱好搂着新欢睡觉。这种情况一向如此，将来也将如此，她似乎在这么想着。

    “这种事情需要男人和妻子单独商量，”她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做点儿吃的。”她朝门口转过身去。

    “我刚吃过，谢谢，”赫尔曼马上说。“他妻子是个高明的厨子。她肯定已经为他的晚饭准备好油乎乎的汤。”塔玛拉带着正统的犹太人在提到猪肉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嘲弄的神色做了个怪相。

    “喝杯茶，来个小甜饼？”谢娃。哈黛丝问道。

    “不，真的不要什么。”

    “也许你们应该到另一间房间里去谈谈，”里布。亚伯拉罕。尼森说。“就像他们说的，‘这是他和她之间单独的事情。’如果我能帮助你们，我一定尽力而为。”老人改变了语气继续说：“这是个道德混乱的时代。有罪的是那些邪恶的杀人凶手。别责怪你们自己。你们也是没有办法啊。”

    “叔叔，犹太人中恶人也不少。你知道是谁把我们拖到那块草地上去的？是犹太警察。天还没亮，他们就把每家每户的门砸了，搜查地下室和阁楼。如果发现里面藏着人，他们就用橡皮警棍打这些人。他们用绳子把我们圈起来，好像我们是要送去屠宰的牛。我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了一个字，他就踢我，踢得可狠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这些笨蛋不明白，他们自己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俗话说：‘无知是万恶之源。’”

    “嗯，先知以赛亚说：‘人必屈膝，人必为卑。’人们不信仰造物主，那无政府主义就会占优势。”

    “这就是人类啊，”赫尔曼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着。

    “摩西五书上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要有摩西五书啊。好吧，一起到里面去谈谈这件事吧。”

    里布。亚伯拉罕。尼森打开通往一间卧室的门。屋里有两张床排成一排，床头对着床头，床上铺着欧洲床单，跟在家乡的时候一个样。塔玛拉耸耸肩，先走进去，赫尔曼跟在后面。这间房间使赫尔曼想起了几年前新娘和新郎在新婚之夜被送入的洞房。

    室外，纽约市在飞速前进，但是在这儿挂着一半帘子的窗户后面却保留着纳伦采夫或齐甫凯夫的一部分。这里的一切：褪色的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地板，甚至五斗橱的式样和扶手椅的面子都再现了一幅往日的景象。一个有经验的舞台导演不可能选择比这更合适的布景了，赫尔曼这么想着。他闻到一股鼻烟味。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塔玛拉坐在床沿上。

    赫尔曼说：“你不必告诉我，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已经死了，那你肯定另外另外还有别人”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衬衫又湿了。

    塔玛拉狡黠地打量着他。

    “你想知道？马上要知道一切？”

    “你不一定要告诉我。不过，我对你可一直是老实的，应该，，”你有别的选择吗？你是不得已才把真相告诉我的。根据法律，我是你的妻子，那就是说你有了两个妻子。在这儿美国，对这事情是很严格的。不管我过去干了些什么，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爱情对我来说不是儿戏。“

    “我也没说爱情是儿戏呀。”

    “你把咱俩的婚姻弄得叫人啼笑皆非。我结婚的时候可是个天真的姑娘，而且”

    “别说了！”

    “事实上，不管我们过去遭受了多少磨难，也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活到明天或是下一个小时，但是我们需要爱情。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更向往爱情。人们躺在地下室或是阁楼里，忍饥挨饿，浑身长满虱子，可是他们还是接吻，握手。我从来没想到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还这么充满激情。在你看来我什么都不如，可别的男人们盯着我看，恨不得把我吞下去哪。啊，愿上帝保佑我！我的孩子们被杀害了，而男人们要我跟他们勾搭。他们给我一个面包、一点肥肉，或在工作中给我一点方便。别认为这些是小事情n那个时候，一点面包皮就是理想。几只土豆就是一份财产了。人们一直在集中营里做买卖，就在离毒气室几步远的地方做交易。全部货物可以装在一只皮鞋里，不过这就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们活命的资本啊。那些漂亮的男人——他们年纪比我轻，妻子也挺漂亮——一追求我，对我许下无法兑现的诺口。

    “我没有想到你还可能活着，不过即使你还活着，我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忠于你。相反，我希望能忘记你，但是希望是一回事，可能又是另一回事。我一定得爱一个男人，否则我会对性关系厌恶。我总是羡慕那些把爱情当游戏的女人。要不是游戏，那究竟是什么呢？但是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我那虔诚的女祖先的血液——阻止我这么干。

    “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该死的傻瓜，但是在一个男人碰我的时候我又不得不避他。他们认为我疯了，他们也说得对。他们叫我伪君子。人们变得粗鲁起来。一个极其受人尊敬的男人企图强xx我。在这过程中，我在亚姆布尔的难友还着手为我安排配偶。他们都这么说：‘你还年轻，你得结婚。’可是结婚的是你，不是我。有一件事我是明白的：我们相信的仁慈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那你没有过别的男人？”

    “你听了很失望吧。是的，我没有过别的男人，而且永远不会再有了。我希望清清白白地站在我的孩子们的灵魂面前。”

    “我想你说过上帝是不存在的。”

    “如果上帝能够目睹所有这一切恐怖而保持沉默，那他就不是上帝。我对虔诚的犹太人，甚至拉比都这么说过。在我们劳动营里有个青年人，他曾经在老齐科夫当过拉比。他是那么虔诚，像他那样的人没有了。他得在森林里干活，尽管他没有力气干这活。每逢星期六，他都不吃他那一份面包，因为按规定安息日是不能携带任何东西的。他的母亲，老拉比的妻子，是个圣洁的人，只有在天的上帝知道她是怎么安慰其他人，是怎么把她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拿出来帮助别人的。在劳动营这种条件下，她的眼睛瞎了。不过她背得出全部祈祷词，而且一直背到临终前。

    “有一天我问她儿子，‘上帝怎么能允许出现这样的悲剧？’他千方百计试着给我解释。‘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做法，’等等。我没有跟他辩论，但是我感到痛苦。我把我们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的脸变得像石灰那么白，显出羞愧的神情，好像他自己对这件事负有责任似的。最后他说：‘我恳求你，别再多说了。’”

    “是啊，是啊。”

    “你连问都没问一声孩子们。”

    赫尔曼等了片刻。“有什么好问的呢？”

    “没有，别问了。我知道，成年人中有伟人，但是我还从未相信过，孩子们——很小的孩子们，能够成为伟人。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我想把自己那一份给他们一些，但是他们不吃我那份，他们像圣人那样死去。灵魂是存在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别反驳我。那是我认定的道理。我要你知道，我看到我们的小大卫和约切维德到我这儿来。不过不是在梦中，而是在醒着的时候。自然，你认为我疯了，不过那对我毫无影响。”

    “他们对你说些什么？”

    “啊，各种不同的事儿。他们在他们现在呆的地方又成了孩子。你想干什么？跟我离婚？”

    “不。”

    “那我怎么办呢？跟你妻于住在一起？”“首先，你自己得搞到一套公寓。”“是啊，我不能呆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