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狐外传》的成功与失败

    考察金庸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某些作品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创作的。并且考察这些同一时间段里创作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篇幅一长一段，水平一高一低。当然，这里所谓的长短，只是局限于金庸作品而言。而水平的高低，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每部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譬如倪匡就有这么一说“金庸只写了两篇短篇，就没有再尝试下去。而两篇短篇，在金庸作品中的地位都很低。”这里的“两篇短篇”指的是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而在这两篇短篇中，倪匡还分出了高下，将白马啸西风放在了最后一位——不仅仅在短篇中居末，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地位也是最低的。而按照温瑞安的说法“白马啸西风在中国短篇武侠小说里，有着一定的分量，在金庸作品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周伯通的分心二用左右互搏，天下只有郭靖和小龙女两位传人。并且按照金庸的解释，这门功夫心地越是单纯的人就越容易学会。金庸显然不是位心地多么单纯的人，他的脑袋里装着很多的问题，有社会评论，有浪漫侠情，有尔虞我诈，有铁血江湖，他的左右互搏显然是不可能练到家的。以此，同一时期的两部作品，难免出现参差高下。

    1959年5月20日，金庸与人合伙创办明报，于创刊号连载神雕侠侣，同时于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次年为武侠与历史杂志写飞狐外传。飞狐外传的创作意图，研究者普遍以为是弥补雪山飞狐之不足。例如陈墨说“在前书（雪山飞狐）中，并没有真正地着重描写胡斐这一人物，而是写辽东大侠胡一刀。所以作者便在此飞狐外传中着意地写出了胡斐这一人物的成长经历及其性格。”

    金庸自己也有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人理想中的大丈夫标准，概括起来也就是孟子说过的那几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庸说，这三条标准对于武侠人物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处，所以他写胡斐，是为了完成另外一种性格的塑造，要他能够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做到这么几点“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可以说是金庸创作飞狐外传的意图，是他塑造胡斐这一人物的标尺。其实金庸不知道，他在一开始，这个创作就已经落了下乘。将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先用了各样的条条框框给禁锢起来，是创作家的大忌。好的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完成并不在于创作之先的限定，而在于创作家的行文之中。信笔所至，行云流水，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吸引读者的形象。与飞狐外传同一时期创作的神雕侠侣在这一点上显然就要超越飞狐外传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杨过的性格的完成，甚而至于要等到“十六年后”所以，相比于飞狐外传，神雕侠侣取得了大成功。而飞狐外传只能说是金庸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去铺排演绎一段故事罢了。胡斐本人的形象，确实达到了金庸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的要求，但毫无疑问，这样塑造出来的胡斐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金庸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创作的失败，所以在后记里说“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陈墨愿意将这话理解为金庸本人的谦逊，说“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

    将金庸对于飞狐外传的创作态度理解为“漫不经心”我以为这只怕是陈墨的一相情愿。我自然没有证据证明金庸在创作的当时态度一定很严肃，但综观金庸一生的创作“漫不经心”说却也显然不具有什么说服力。陈墨对飞狐外传对胡斐都有着很高的评价“醇厚”、“天籁”之外，他还说“胡斐其人是集侠士心肠、英雄气质及人之情怀于一身的形象，而且是一位具体的、浑然一体的、鲜明生动而又深刻突出的‘这一个’。”他以为金庸其他作品的主人公要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要么“神魔兼是正邪之间”而“惟有”胡斐是侠士、英雄与人三者的活的集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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