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反暴力”中成长起来的。还记得初三那一年的班委选举中,当“半壁江山都交给了我”——当时的班主任王金伟先生的话,意谓当时全班超过80%的班长一票都投在了我的名下——之后,我也就成了那个当时学校里出了名的乌烟瘴气的班的班长。我从来不曾谦逊我对于那个班级所做出的贡献,半年之后,大半是为了我当时的成绩所表现出的“魅力”那个班终于井井有条了。作为毕业班,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学校的“名人”我个人对于班集体的管理自有我自己的方法,那是与旁人所大不相同的。某一天晚自习,我拿着书本在教室里转来转去,是在给别人讲解,教室里好像还颇有点闹哄哄的样子,这时候校长先生正好从窗外经过,一见那场面,竟有人在教室里转悠,真是怒从心起,当场把我叫过去,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记大耳光。他生得正是里下河先生理想中的“高大威猛”而我,偏巧是瘦弱得几乎“不禁风”一个踉跄退出了好远。他见了我那“熊样”——这是校长先生的原话——,更是愤怒,大概是想到要来点什么“处分”的了,就问我的姓名。当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班长的时候,他那个表情的变化,是以后我的同学们每谈起来都是会偷笑的。我当时就想,原来这校长的貌似公正的惩戒,也是会因了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既然如此,那么,他的惩戒还有几分意义?
在我的学习生涯里,得到的惩戒可谓多矣,但就要数那次最让我觉着不甘,因为惩戒倒也罢了,那实在太过冤枉。我以后曾经很奇怪,我当时为什么会默默地接受了这冤枉的惩戒而没有丝毫的辩解。以后我明白,这也不过是上面所说的那种回归罢了。但那样的惩戒留下的后遗症倒是不小,那便是以后我每见到发自老师口中的任何言论,纵然无甚偏颇,也是会唱上几句反调的。对里下河老师如此,对尚乔老师如此,甚至见了文涵老师称赞尚乔老师的文字也如此。这实在是要归大功于那样的惩戒的。
里下河先生曾经提到她的一位女学生,因为她太讲究个人的“明星化”太引起其他学生的注目,因而由里先生亲自操刀,剪去了她的一些头发。我实在为她的那一缕头发觉到可惜。就文中看来,那一定是位光彩照人的女生了,头发对于她应该有多么重要,可是居然被她的老师“追求内在美”的劝语而亲自剪掉了——虽然只是一部分——。我实在怀疑作为老师有没有做学生的“理发师”的权利。头发何罪?其他的学生的目光要被吸引到她的身上又与她何干?却一定要她来接受惩罚?这就好比某地有某大明星的演唱会,而台下痴狂的歌迷为了争睹他的风采而大打出手,现在来了警察,他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反要把这大明星带回警局问话治罪,真是其莫名其妙为不可知也。那位女生以后有没有被里下河先生的“我不能改变世界,但我要改变你”的豪言壮语改变,里下河先生没有交代,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但我相信,她的心里肯定有怨恨,纵然她真的像里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变好”了,但那也只是屈从于“反暴力”的回归。当某一天她脱离了这样的“反暴力”——这是一定的——,她的追求“明星化”也是会必然加倍的。这实在不能不说是里下河先生的教育方式的大失败,是对“我承认自己的能力”、“我不能改变世界,但我要改变你”的豪言壮语的大讥刺。
还有我觉得奇怪的是,里下河先生居然随手都能拿出来一把剪刀,想必总不会是为了做学生的“理发师”而专门准备的吧?自然,这大概真的是我自己的一偏之见的。
里下河先生曾经指我的也说“教育的悲哀”为“混淆视听”和“以偏概全”我不知何指。但我愿意原封奉还。因为里下河先生正是试图用了自己的教育观去以偏概全从而混淆视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