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史书中个别记述异族词汇

无文字，文化较落后的异族，基本上是用贬义字或词汇来记载和形容。许多称谓都加以“犬”或“毛”偏旁的字来记载，或者是生冷癖字，多少都是贬损的意思。在我看来，这也是过去封建帝王和御用文人的一种自淫的表现方式，反正你又不能反驳、辩解，不似今天各国各族语言信息互通的大一统时代，其奈我何。

    试想一下远古的某个时段，一群强悍莽撞的北方游牧民族，铁马金戈地闯进了固守田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明之地，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略者，按照礼乐儒法，终究得问一下“君来自哪里？到此何干？”的质问。虽然，两族语言不通，但几经高声怒吼的交流，加上肢体面部语言的演示，或许来者明白了问话者的意思，于是，粗声大气地回答道“hun”也即表达：“我也是人”的意愿。所以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活下来的人或者听到此话的人们，便把这个词汇牢牢地记住，更是传导到了宫闱里的文人墨客耳中。于是，挥毫之下，记载为如此等等的名号。

    可是到了后来，随着这些民族的不断强大和袭扰，不但子民遭殃，就连国王、皇帝也不免被围，被杀。所以，某天某时，一个绝顶聪明的文人学者，便想起君臣帝王们的烦恼，单就记载其原音符的“hun”不能解气，加上个“奴”字，岂不显我天朝的威武。呈上前去，不但大家欢喜，还解了心中之闷气。于是“匈奴”二字应运而生，只是苦了背了几千年“黑锅”而尚不知为何的异族兄弟们，不仅“几世被为奴”不算，还被传承至今，乃至世界尔。

    就是后来屡见于史书中的“可汗”“可敦”二称呼，也是北方游牧民族对自己首领，首领夫人的称谓，意即“大汗”“大夫人”但是，因为语音的错讹，将蒙古语中“大”的发音“伊赫（yihe）”转记为汉语的单字“可”从而“大汗”变为“可汗”“大哈敦”变为“可敦”

    从大兴安岭（古大鲜卑山）嘎仙洞里发现的北魏皇帝祭祖石碑上记载的“可汗”“可敦”之语来看，又从另一个角度，把鲜卑与蒙古族的族源联系了起来，因为至今该词汇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蒙古语词义。

    而“女真”一词，则更无出处。如果设想“女”字是古代通假字“汝”的同音字，则尚有发音一致的可能。那么“真”字则应该是个错讹字或是蒙古语“沁（qin）”字的代音字了。

    第一种可能，蒙古语古时称满族为“朱日其”“主儿勤”（jurqin）等。“女真”应该是汉语“汝其”的错讹词汇语，在书写“女（汝）其”的时候，某位史学家或文人，错抄写为“女真”将“其”字写成“真”字。结果，一错百错地传承下来。

    第二种可能，将“朱日其”的“其”音，按照原发音“沁”的注记，记载为汉语的“真”字，那么，该词汇就应该读为“汝真”为准。

    总之，在汉文化中寻找其他相关联民族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过程，而中华文化也是最丰富和最具有条理性的史料，但是，随着历史文化的不断进步，运用各种方法来考证一个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用人类最古老，却也最稳定，最久远的语言关系来考证，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和可靠地方式。同时，我们在利用和使用历史资料时，也应该站在创新，探索，开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历史的篇章，这才是我们今天探索历史真面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