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巴老

她说：“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记得在沈从文先生去世后，巴金老人写过一篇纪念性的文章，文章开始写的很激愤，是因为沈先生去世后依旧得到不公平的待遇。老人在八十岁高龄的时候，对待故友仍旧感到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想来，有这样的朋友，朋友们也应该很幸福的。

    周作人先生有一句话，寿多辱多。这对他们那一代文人而言或许一语成畿。有时候我看到民国年间那些杰出的文人在建国初期死了，我很很地长出一口气，为他们庆幸，因为他们不必经受文革的磨难。想后来活到文革的文人几个不受辱？老舍先生、傅雷先生这都是不堪受辱“自决于人民面前”的。巴金老人尚还算幸运，因为他挺过来了，可是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关于老人文革期间的正面描写文章是少见的，我在周励记实性文字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读过一节：“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30年代的常山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人和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当时周励是个孩子，这是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相对那些名家眼中的巴金，文字里更体现了直观的巴金。风雨之中，朋友凋零，自己也陷囫囵之中，前途渺茫朝夕不保之时的巴金，应该有沮丧有困惑有失望同时也应该有说不出的悲哀。而那些大人物名家眼中巴金给予他太多荣誉性的理解，很多可能就无意识的扭曲了真正的巴金。我相信一个孩子眼中的巴金，那是不含复杂的直视。

    当人们恭维一个人的时候，不要恭维成神，他只是个人。对巴金老人同样。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国有神的时代，活下来是多么不易。我愿用一个不含任何轻视或蔑视的词说，他们好多人都是“苟且偷生”的活着。但是他们活下来了，并且在以后地位和身份提高的时候，还用一种健康不含病态的思想分析社会、思考社会、反省社会、反思自己，这是多么不易呵。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一个不知道反思的民族是终要沦亡的民族。那些“苟且偷生”在劫难中活下的人，很多人也写了很多文字，但是那里有很多的自我标榜，用这种标榜重新获得荣誉与社会的宠爱。但是巴金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废墟的上面深刻的思考，思考废墟的毁坏及其废墟毁败中的自我在其中迷失甚至助纣为孽。就在这一点上他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崇高的多，他们是值得我们敬重，但是我们的敬重不要只在舌头上，应该把他那份崇高活到骨血里。我们不要口号，社会需要得是行动。

    现在老人去了，我不想说怀念，如此高寿终有去的那一天；我不想说悲伤，因为老人只不过是结束一种生活换一种活的方式；我不想说留恋，我们的留恋只能增加老人的生命痛苦的延深；我们不必说遗憾，在老人的一生中写了无数纪念、怀念朋友的文字，他为他的亲人、朋友进到自己的责任，到现在也应该让他省去这份责任，由我们担当其他的责任。死，是对生命的解脱，是对生命的肯定，他终于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红尘已经没有他留恋的了。我们应该笑的，因为他毕竟活过了，在生命的后期他用一个生命对一个社会负责的态度活过了。死是对生的肯定，死是对生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死是对生的解脱，生是对死过程。如果生无憾，死又何惧？生能尽欢、尽责，死也是快乐的。

    或许，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们他的妻子、友人在说，巴金，我们终于把你盼来了，我们等的好辛苦。他们或许高朋满座的喝着酒、抽着烟在庆祝团聚呢。

    纪念巴金，纪念一个作家，纪念一个人而已。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