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想是这么想,真正面对报上的案件时,就连王安石也难免陷入了沉默。他是在地方做过官的,也亲眼见到过衙前之类的重役,是如何为祸乡里的。这也是他推行新法,一意要改动“差役法”的根本。
可是当这些“疾苦”变成了“人命”,带给人的感官就不同了。
《日新报》连续刊载了十期,每期都是一个涉及人命的案子。自戕的、暴毙的、落草的、弃家的、杀官的……十个案子,就闹出了二十七条人命。还有多少案子隐藏在其下,又有多少人因恶法而亡呢?
这是个连王安石都不愿去深想的事情。他比旁人更清楚,变法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引来极大的反弹和抵触。但是他的本意,是为了挤掉痈疽,破而后立。可若是他的新法也不完备呢?会不会同样成为恶法,让无数人因此破家丧命。
韩琦奏章上叱骂的“损下户而益上户”之言,如今简直锋芒在背。坐在书案前许久,王安石终究还是按捺不住,提起了笔。
他曾对那人说过,有甚建言可以写信,谁料对方却把心中所想放在了报上。既然那人不写,他就要写一写,问上一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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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邈没料到会再次收到王安石的信。然而通读过后,他略略松了口气。比起当年的书信,乃至亲见那一面,这位王相公的口吻明显软化了不少,虽说仍旧顽固,却不再咄咄逼人。
而他的问题,对于韩邈而言,也不算难答。刊登这样的案件,是在动摇人心,细民无智,哪有分辨的能力,并无多少益处。这些,韩邈都不反对。毕竟他能读到无数的来函,能让亲随打听市井言论。真正看透役法优劣的,百中无一。大多数不过是人云亦云,或者根据自家利益来判断新法好坏。
既然案件无用,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韩邈吁了口气,提笔写起了回信。法在人为,既然朝廷对那千千万官吏,并无强有力的约束手段。那么任何旨在“富国”的行为,都要成为害民之举。国可富,却不能在征敛之上。开山采矿,拘海晒盐,哪怕是汴水上的一座座水力作坊,都比征敛要靠得住。财富是要靠人得来的,不论是耕地的农夫,制造的百工,乃至贩卖货物的商贾。唯有让他们更快、更好的生产、发卖,方能生财,让更多人得以安居乐业。而朝堂最该做的,就是少给他们添麻烦。
当免则免,当减则减。贫户果腹都已艰难,还要纳税、应役,稍有天灾人祸就要家破。在他们身上敛财,又能炸出多少油水?多几头牛就是中户了?没有牛,如何增加田亩产量?可是朝廷竟然连牛、犁这等物事都要征税,谁还敢用心耕地?更勿论一个衙前重役都能压垮的中户,就别妄论“兼并之家”了。真正良田千顷,家资巨亿之辈,助役钱也只有区区三十贯。厚此薄彼,不过如此。
役法当然要改,但是不改视之为“富国之术”。朝廷核算免役钱,究竟多少,该有个定数。既然为天下计,何不多费些心思,细细思量一番呢?
韩邈下笔飞快,也不咬文嚼字,任一行行墨书落在纸上。他非士子,更无主政一方的经验。但是财政终归还是靠算的,若他一个商人都能算出不妥,朝廷诸公总该有更好的解决之法吧?
就连韩邈自己,也不知这封信能不能起到效用。但是等“募役法”颁行,总要花费些时间。只盼这小小推波助澜,能有些补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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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纷争不断,也有暗潮汹涌,上至百官,下至黎庶,都不免为这些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忧心。但也有人丝毫不关心这些。
看着眼前刚刚装订好的稿纸,甄琼忍不住傻笑起来,对着赤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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