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职请求面见皇太子。”冯元辉见了李明睿,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
李明睿对这讼棍越发厌恶起来。要不是自己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处理宗族方面的问题,这讼棍就是想见自己一面都不能够!此刻竟然敢理直气壮地要见皇太子,真是痴人说梦!
“空口白牙就要见皇太子殿下,你以为本官会如此孟浪么。”李明睿好整以暇,冷冷地看着冯元辉。
“如今大理寺上上下下能理好宗族宗法之事的,恐怕除了卑职,再难找出第二个。”冯元辉自信满满道。
李明睿很想怒斥一声“笑话”。
大理寺上上下下五七十人,难道就没个对宗族方面有想法的人?
何况谁家没有宗族?只不过有大有小罢了。
“太虚公,他们的年纪不过二十上下,知道什么叫家?什么叫族?什么叫宗?”冯元辉自来熟一般笑道:“公在朝为官数十年,多久不曾回乡了?族中往来除了书信和子弟,可还有何印象么?公可知道今年贵宗为了田中引流,是否与邻族私斗?宗族小辈是否拿着您的拜帖在县里走动?”
李明睿不得不承认,远离宗族的确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问题所在。
进入城市之后,宗族的力量就被削弱了许多。尽管许多人会在逢年过节时回乡祭祖,但如果只是升斗小民,宗族也不会太过在意,两者就更像是走亲戚一般,各尽人事。
至于在城里为官为吏的公家人,他们对于宗族而言是保护伞,是财神爷,只管照拂族里不受强权欺压,捐钱捐物帮衬族中公益:诸如修建祠堂、扩展祭田、兴办宗学,再不济也要为社学里延请的先生送点束脩。
宗族只有对仍旧生活在农村的族人有巨大的影响力,简直就像朝廷一般。又因为华夏有耻讼的传统,宗族本身就具有调解纠纷,甚至裁决审判的作用。在南方许多交通不便的地方,甚至还会动用私刑。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宗族要他有什么用处?
大致可以从虚实两个方面来说。
虚的一面有个前提,便是知道何谓宗族。
祖先宗亲之族谓之宗族!
人人心中都有对生后世界的畏惧和憧憬。
因为这份畏惧和憧憬,华夏先民就产生了祖先崇拜:死后自己的神位被放入祠堂,接受子孙香火祭祀,由此才能彻底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变,成为庇护后人的“祖宗之灵”。只要香火不绝,自然神灵不昧。而子孙又是自己的血脉延绵,故而虽死犹生,薪尽火传。如此想想,也就能够最大限度“乐生而不恶死”了。
所以说,祖先崇拜就是华夏先民的精神寄托,就是华夏的信仰(注一)。
在另一个时空中,某些人极端地认为华夏没有信仰,故而见佛拜佛、见鬼拜鬼。其实不过是拾利玛窦的牙慧。利玛窦进入大明传教之后,提出华夏祖先崇拜不是信仰的论调,正是为了给基督耶稣腾出位置,实际上却不被耶稣会主流思想认可(注二)。若是细细想来,利玛窦显然更为狡猾。
在实的一面:宗族在私斗时就是一个军事决策机构。
华夏的私斗不是泰西骑士的决斗,也不是三三两两打成一团。而是以家族为单位,以生产工具为武器的小型战争。当年戚继光以为浙兵不堪用,想选用北兵,后来见识了义乌矿工的私斗,彻底改变了观念,取义乌壮士为兵,最终造就了一支震古烁今的强军。
却说私斗的产生原因很多,最普遍的就是争水。
因为田地对水的需要极大,水流过的渠道如果被人多开几个孔,多得渠水浸润,庄稼自然就长得好。但前边水放得多了,水渠远端的田地就没水可用了。这个时候只能每村约定好放水的时间,尽量让渠水灌溉更多的土地。
这种君子协议很快就会被村中的“聪明人”破坏:在晚上偷偷掘开水渠,灌溉自家田亩。
于是“守水”也就应运而生了。
有人偷,有人守,必然会发生冲突,很快就会一呼百应,发生私斗(注三)。
南方水网稠密,不用争水,却会争矿脉、争林木,乃至于田里界碑都可能被人偷偷挪动。
这种时候就显示出宗族的重要性来,若是宗族势弱,势必会被强族掠夺欺凌。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团结武备,另一方面也要以举族之力,尽量多地供养读书人,以求出仕为官,保证宗族的强势地位。
故而小说中出现的宗族内讧在现实中极端罕见,因为绝大部分宗族都面临着“强敌环伺”的境况,总是面临异姓的侵占,没有那份心力去内讧。
这种形态一直延续到了四百年后,历经各种运动之后,仍旧有的地方举村供养一个大学生,可谓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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