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中世纪的世界观,在十四、十五世纪开始崩溃。首先,人们在一些牧师身上看到某种不正当行为,比如私下违背他们对贞洁的誓约,或在政府官员违反戒律时因受人钱财而网开一面。
这些不正当行为使人们震惊,因为这些牧师是人们和上帝之间的唯一联系。他们是教义的唯一解释者,是人们能否获得拯救的仅有的仲裁者。
就这样,人们处于一场公然的反叛之中。由马丁·路德领导的一群人呼吁彻底脱离罗马天主教。他们指责牧师腐败,要求结束牧师对人的精神统治。
新教会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之上:每个人都能亲自接受教义,可以按他们自己的意愿解释这些教义,而不需要中间人。
当人们用怀疑的眼光看事物,这场反叛就成功了,牧师地位开始衰落。几个世纪来是牧师解释现实,而现在,牧师失去了可信性。结果,整个世界到处都是问题。
那些基于牧师的描述,关于宇宙性质和人类目的等观念,全部坍塌了。西方文化中的所有人,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人们已经习惯了生活中有一个权威来解释现实,失去了外来的指引,人们感到困惑,迷失了方向。如果牧师们对现实的描述以及人类存在的理由有差错,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是正确的?
这是一场激烈的变动。旧的世界观处处受到挑战。实际上,到十七世纪,天文学家无可置疑地证明,太阳和众行星并不是如教会所说绕着地球运行。很明显,地球不过是一颗绕太阳运行的小星球,在银河系像太阳这样的天体不计其数。
人类失去了上帝创造的宇宙中心的位置。现在,当人们注意到天气变化,植物生长,或某个人突然去世,会感到忧虑或困惑。而在过去,人们也许会说,这一切全由上帝或魔鬼负责。
随着中世纪世界观的瓦解,确定性也随之而去。所有那些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在都需要重新思考,尤其是上帝的性质、你与上帝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开始了。民主精神和对教皇及王权的普遍不信任滋长起来。由玄学和教义信仰界定的宇宙不再为人们盲目接受。尽管丧失了确定性,我们不愿让某个组织来控制我们的生活,就像牧师做过的那样。
于是,年轻人有了新的使命,放眼注视这个不确定的无垠宇宙,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取得共识的方法,一种系统探索我们的这个新世界的途径。
这种揭示现实的方法称作科学方法,也就是对宇宙如何运作的观念进行分析,然后得出某种结论,再把这一结论提供给他人,看他们是否同意。并强调可重复实验性,不会因为肤色、地位的不同而导致实验结果有任何异样。
用科学方法武装起来的探索者向这个新宇宙进军,他们的历史使命是,探索这个世界,对世界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意义作出解释。
人们已经丧失了确定性,对于任何事物的确定性,而人类似乎并不习惯这种不确定性的生活。但是,我们认为自己拥有一种方法,一套取得共识的程序。
通过这一程序,人们可以揭示周边事物的特性,包括上帝,也包括人类存在于这个星球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些探索者去探明人们所处环境的特征,然后回来作出报告。
此时,我们开始形成某种主见,我们让这些探索者去寻求,有关我们生存的圆满的解释,但由于宇宙的复杂性,他们还不可能马上就得出解释。
当科学方法不能带来上帝,和人类生存目的的新概念。确定性和意义的缺失,就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需要别的什么来填补,直到我们的疑问得到解答。
最终,我们得到了似乎非常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法。既然我们的探索者还没有带着,对我们真实的精神状态的发现返回。
我们何不一边等待,一边就在新世界安顿下来了。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当然要有足够的物质来驾驭这个新世界。所以,为什么不在此期间着手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增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安全感呢?
我们把事物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热衷于征服地球,并利用其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境况,这样我们摆脱了迷惘。只有现在,我们才看清了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对物质生活的关切渐渐演变成一种偏执。我们沉湎于构造一种世俗的、物质的安全感,来代替已经失去的精神上的安全感。
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精神的实际状态如何,这类问题慢慢地被搁置起来,最终完全被消解掉。
努力建设一种更舒适的生存方式,实际上已成了我们的全部感觉所在,从而也就被视为生活的一个理由;我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忘掉了我们生存的根本问题……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活着。
“可惜的是,东方古国的文明,在西方炮火的入侵下,不得不服从和相信科学。舍弃了,自己千年来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