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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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北京大学礼堂演讲完毕，宋骁飞站起来鼓掌，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我看是中国读书人里，最硬的。水印广告测试水印广告测试这也是我选他当教育部副部长的原因。”

    鲁迅说：“感谢大总统的夸赞。我只是觉得，作为读书人，一定要有骨气，否则就只是当权者的奴才或一条狗而已。重视气节，本来是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南宋之后，却很罕见了。确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宋骁飞点点头，对鲁迅说：“你说得对。有些读书人，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以为会获得当权者的尊重，实际上，你如果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一条狗，当权者也就更把你当哈巴狗看了。对了，最近社会上对你主编的中华历史争议很大。政府部门一些官员也有争议，连梁启超总长也觉得，有些地方过激了。借此机会，你给大伙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鲁迅说，那我就再说几句。所谓“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就是泡沫史，根据我的考证，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有人说从地下挖出几万年前的陶罐或者在哪个山洞发现野人痕迹，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有些洞里，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两个要素：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文化——人类心灵的寄托和对美的诠释；私产——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在哲学、文化、私产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

    这时，梁启超站起来打断了鲁迅的话，“周部长这观点很新鲜，我第一次听说。能否详细跟我们讲讲。”

    鲁迅说。梁总长，你听我慢慢讲。中华文明的源头，最早是封建主义，也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集权制：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直到大总统建立共和国，所以，我们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一旦集权**，人民就成了奴隶，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这就是我说的三千余年古国古。人民确是在做奴隶和做奴隶不得的年代生存，所以，集权**制度下，王朝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

    梁启超问：“那你说私产是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这个怎么说？”

    鲁迅说，私产是个体尊严的基础。太史公也早说过，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没有衣服穿的人，是不会觉得光屁股是羞耻的。有了私产，人才是为自己活着。财产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利，任何名义上“公有”，比如“井田制”，土地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那就是封建的复辟和社会倒退。所以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曾经大声疾呼：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宋骁飞说：“说得对，人民的自由谋生和自由迁徙，是基本权利。我也曾说过，对权力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开明**更不如。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理论就是反文明。”

    梁启超问鲁迅：“周部长，听说你还赞同划分阶级？这跟布尔什维克那一套有什么区别？”

    鲁迅说：“任何社会，人事分三六九等的，当然有阶级之分。不过布尔什维克错在用‘贫富’标准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依靠自由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无门，只能靠劳动谋生的，是无产阶级。不然，依靠贫富来划分阶级，和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现实是相反的。”

    宋骁飞笑着说：“我同意按‘牟利手段’划分阶级属性。”

    鲁迅说：“我要说的话，已经讲完了，望诸位三思。最后，我提醒大总统几句，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的国家，也多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是暴力却和文明背道而驰，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我重新编写《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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