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赫尔曼布罗德翻了个身,睁开一只眼睛。他睡得稀里糊涂,拿不准自己是在美国,在齐甫凯夫还是在德国难民营里。他甚至想象自己正躲在利普斯克的草料棚里。有时,这几处地方在他心里混在一起。他知道自己是在布鲁克林,可是他能听到纳粹分子的哈喝声。他们用刺刀乱捅,想把他吓出来,他拚命往草料棚深处钻。刺刀尖都碰到了他的脑袋。
需要有个果断的动作才能完全清醒过来。“行了!”他对自己说,坐了起来。已经九点钟了。雅德维珈早已起床。从对面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了自己的模样:扭歪的脸、剩下不多的头发,以前是红色的,现在已经泛黄,而且显出一缕缕灰色。眉毛乱蓬蓬的,下面长着一双敏锐而温柔的蓝眼睛,鼻子狭窄,双颊凹陷,嘴唇薄薄的。
赫尔曼睡醒起来,衣服总是弄得皱哩吧卿,一副寒接相,看起来好像他整宵都在搏斗。这天早晨,在他的高额头上还有块乌青。他摸摸肿块。“这是怎么了?”他问自己,难道是在睡梦中让刺刀给碰伤的吗?想到这儿,他笑了。一定是他晚上起来去浴室时在壁橱的门边上碰的。
“雅德维珈?”他用还带着睡意的声音叫道。
雅德维珈出现在门口。她是个波兰妇人,双颊红润,狮子鼻,淡色的眼睛;她的头发像亚麻那么颜色淡,向后梳成一个卷儿,别着一枚别针。她的颧骨高高的,下嘴唇很丰满。她一手拿着拖把,一手提着洒水壶。她穿着一件红绿方块图案的衣服,这种图案在美国是不常见的,脚上穿的拖鞋脚跟已经磨损了。
战后,雅德维珈和赫尔曼一起在德国难民营里生活过一年多,后来在美国又一起生活了三年,可是她还保持着波兰农村姑娘那种陌生和羞怯的神情。她不用化妆品,只会讲几个英文字。赫尔曼甚至觉得她具有利普斯克的气息;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甘菊的气味。这会儿,从厨房里飘来烧甜菜、新土豆、劳萝和其他长在地里的夏季蔬菜的香味,这些植物他叫不上名字,却能使他回想起利普斯克。
她带着温和的责怪神情看着他,摇了摇头。“时间不早了,”她说。“我已经洗完衣服,买好东西。我吃过早饭了,不过我现在又要吃了。”
雅德维珈说一口带乡下音的波兰语。赫尔曼用波兰语、有时也用她听不懂的意第绪语跟她讲话;碰上情绪好的时候,赫尔曼会用希伯来语插进几句圣经中的引语、或者甚至是犹太教法典中的语句。她总是倾听着。
“谢克塞,现在几点了?”他说。
“快十点了。”
“好,我要起床了。”
“你要喝点茶吗?”
“不,不要喝。”
“别光着脚走来走去。我去给你拿拖鞋来。我把拖鞋擦了一下。”
“你又擦拖鞋了?有谁见过擦拖鞋的?”
“拖鞋太干了。”
赫尔曼耸耸肩。“你拿什么擦的拖鞋?柏油?你啊,还是个从利普斯克来的乡下姑娘。”
雅德维珈走到衣橱那儿,给他拿来浴衣和拖鞋。
她是赫尔曼的妻子,邻居们也称她布罗德太太,可是,她在赫尔曼面前的一举一动就好像他们仍在齐甫凯夫,她仍然是他父亲里布。谢缨尔。莱布。布罗德家的用人似的。赫尔曼全家都已在大屠杀中丧生。赫尔曼还活着,那是因为雅德维珈把他藏在利普斯克——她家乡的村庄——的二个草料棚里。雅德维珈的母亲一直不知道赫尔曼躲藏的地方。一九四五年解放后,赫尔曼从一位目击者口中得知,纳粹把他的孩子从他们母亲身边拖走并杀害了,后来他的妻子塔玛拉也被枪杀了。赫尔曼和雅德维珈一起到了德国,进了难民营,在他获得一张去美国的签证时,他已经和雅德维珈按世俗礼仪结了婚。雅德维珈一直想皈依犹太教,但是赫尔曼认为,用一种他自己也不遵守的宗教去束缚她似乎毫无意义。
去德国的旅程缓慢而听天由命,后来他们又坐军舰到哈利法克斯,坐公共汽车来到纽约,这些路程把雅德维珈弄得稀里糊涂,直到现在,她都不敢一个人坐地铁。她出门从没超过几条街。事实上她也不必到其他地方去。她能从美人鱼大道上得到她需要的一切东西——面包、水果、蔬菜和清真肉食(赫尔曼不吃猪肉),有时还买双鞋或买件衣服什么的。
赫尔曼在家里的日子,总是和雅德维珈一起到海滨木板道去散步。尽管他一再告诉她,她不必抓住他,他是不会从她身边逃走的,可雅德维珈还是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各种嘈杂声和喧闹声震得她耳朵都聋了;她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摆动。她的邻居怂恿她和他们一起去海滩,但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的经历,使她极其害怕海洋。只要一看到波涛起伏的海浪,她的胃就开始翻腾。
赫尔曼偶尔也带雅德维珈到布赖顿海滨一家自助餐厅去,但是餐厅附近高架铁路上火车飞奔而过,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汽车向这边或那边急驰而过,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街上到处是人群,这一切都使雅德维珈感到不习惯。赫尔曼怕她迷路,给她买了一个小盒,挂在项链下面,里面藏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地址;尽管这样,雅德维珈还是不放心,一切笔写的东西她都不相信。
雅德维珈的生活起了变化,这似乎是命运的安排。有三年时间,赫尔曼完全靠她生活。他呆在草料棚里,她给他端来食物和水,把他的粪便端走。每当她的姐姐玛里安娜要到草料棚去的时候,她总是先爬上梯子告诉他往草堆深处挖空的地方躲躲。夏季,刚割下的干草要储藏起来,这时,雅德维珈就把他藏在放土豆的地窖里。她始终使她的母亲和姐姐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纳粹发现在草料棚里藏着一个犹太人,那她们这三个女人都要被枪毙,说不定整个村子也会给烧毁。
2
眼下雅德维珈住在布鲁克林一幢公寓大楼的楼上。她有两间豪华的住房、一间门厅、一间浴室和一个厨房;厨房里有冰箱,煤气灶,电器设备,还有一架电话;赫尔曼出门去推销书籍时总是打电话给她。赫尔曼可能在遥远的地方做生意,可是他的声音使她感到他就在身边。兴致高的时候,他还在电话里给她唱她喜欢的歌:
啊,如果我们有一个小男孩,赞美天上的上帝吧!
我们的小宝贝将在何处安睡?
赞美天上的上帝吧!
在下面的街道上有一只浴盆在雪中,我们的小男孩将睡在盆中,对他唱上一支美妙的催眠曲如果我们有一个小男孩。
赞美穷人的上帝吧!
我们的小宝贝将裹在何处?
赞美穷人的上帝吧!
裹在你那宽大的围裙和我的羊毛围巾里。
我们可以把他裹在这些东西里,使他不致受冻,既安全又稳当。
歌仅仅是一首歌:赫尔曼采取措施不使雅德维珈怀孕。一个人的孩子们可以让别人从他们母亲身旁夺走并被打死,在这样的世界上,这个人就无权再有孩子。对雅德维珈来说,他给她的那套公寓弥补了没有孩子的缺陷。这套房子就像那些农村老太太在纺亚麻线或是拔羽毛时说的故事中的一座用魔法布置的宫殿:撤一下墙上的按钮,灯就亮了。龙头中会流出冷水和热水。转一下旋钮,火焰就来了,你可以在上面做饭。屋里有一个浴缸,可以天天洗澡,使你干干净净地不生虱子和跳蚤。还有一架收音机!赫尔曼总是将调谐旋钮转到一个早、晚用波兰语广播的电台,波兰歌曲,玛祖卡舞曲,波尔卡舞曲,星期日还有牧师的布道和从波兰来的新闻响彻整个房间。
雅德维珈不会读,也不会写,不过赫尔曼会替她写信给她的母亲和姐姐。每次来回信时——信是村里的教师写的——赫尔曼就读给她听。有时候,她姐姐会在信封里放上一颗谷粒,一小节从苹果树上摘下而且还带着一片叶子的细枝或是一朵小花,使她在遥远的美国也能记忆起利普斯克。
是啊,在这个遥远的国家里,赫尔曼是雅德维珈的丈夫、兄长、父亲和上帝。她在赫尔曼父亲家当用人那会儿,她就已经爱上了他。她一直认为赫尔曼具有价值和智慧,和他一起在国外生活了几年之后,她明白自己的看法非常正确。他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该怎么生活——他坐火车和汽车;他看书读报;他挣钱。家里需要什么东西,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会亲自带回来或者让捷运公司送货人送来。雅德维珈总是按他教她做的那样,画上三个小圆圈作为自己的签名。
在有一次五月十七日她的命名日那天,赫尔曼给她带回来两只长尾小鹦鹉——这儿的人是这么称呼的。黄的那只是雄的,蓝的是雌的。雅德维珈接她亲爱的父亲和姐姐的名字称它们为沃伊图斯和玛里安娜。雅德维珈和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好。打父亲死后,母亲就改嫁了,继父经常殴打她和前夫的孩子们。就因为他,雅德维珈才不得不离家前往犹太人家去当用人。
只要赫尔曼在家的时间多些,或者至少每晚睡在家里,雅德维珈就心满意足。可是赫尔曼是靠推销书籍为生的,四处转悠。他一出门,雅德维珈害怕小偷,把门用链锁上,结果邻居也进不来了。住在这幢公寓楼里的老太太们用俄语、英语和意第绪语跟她讲话。她们打听她的情况,问她打哪儿来,丈夫干什么工作。赫尔曼告诫她,对她们说得越少越好。他教她用英语说“对不起,我没有空。”
2赫尔曼在刮胡须,澡盆里放着水。他的胡须长得很快。只一夜工夫,他的脸就变得像只板刷那么扎人。他站在药柜的镜子面前——一个细高挑儿,比一般人略高一些,狭窄的胸脯上长着一簇簇汗毛,就像从旧沙发和扶手椅中拆出来的一团团棕一样。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可是他仍然很瘦。一根根肋骨清晰可见,脖子和两肩之间深深地凹陷下去。他的喉结好像自动地上下移动着。从他整个外表看来,他显得很疲劳。他站在那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纳粹已重新上台并且占领了纽约。赫尔曼正躲在浴室里。雅德维珈已经把浴室的门砌死,而且上了漆,看起来就跟其他的墙壁一模一样。
“我坐在哪儿呢?就坐在抽水马桶上。我可以睡在澡盆里。不,太短了。”赫尔曼仔细估摸着瓷砖地,看看够不够他躺下。但是,即使他顺着对角线躺下,他还得始着腿。嗯,在这儿他至少有光线、有空气。浴室有一扇朝小院子的窗户。
赫尔曼开始计算,雅德维珈每天得给他送多少食物他才能维持下去:两三个土豆、一片面包、一块奶酪、一匙素油,还不时地需要一片维生素。这些东西每星期花不了她一元钱——最多一元五角。在这儿赫尔曼会有书和信纸。和利普斯克的草料棚相比,这儿可以说是很豪华了。他可以手握一支装有子弹的左轮手枪,或是一挺机枪。如果纳粹发现他躲藏的地方来抓他,他会用一排排子弹欢迎他们,给自己留下一颗。
澡盆里的水几乎要溢出来了;浴室里满是水汽。赫尔曼立即关掉龙头。他沉浸在幻想之中,入了迷。
他刚进澡盆,雅德维珈就推门进来。“给你块肥皂。”
“我这儿还有一块呢。”
“这是香皂。你闻闻。一角三块。”
雅德维珈自己闻了闻,然后把它递给赫尔曼。她的双手还像农民的手那么粗糙。在利普斯克,她得干一个男人干的活。她要播种,收割,打谷,种土豆,甚至还要锯木头,劈木柴。布鲁克林的邻居们给她各种药性洗液,想使她的手变得柔软些,但是这双手还是像劳动人民的手一样尽是茧皮。她的小腿肌肉发达,像石头一般坚硬。她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很光滑,很柔软。她的胸部又白又丰满;臀部圆圆的。她今年三十三岁,不过看起来要年轻些。
从天刚亮一直到晚上睡觉,雅德维珈从不歇息片刻。她总是找活干。他们住的这套公寓离海不远,但是大量的灰尘仍从敞开的窗户里飞进屋来,因此雅德维珈整天洗啦,涮啦,刷啦,擦啦,忙个不停。赫尔曼记得,对于她的勤劳,他母亲是十分赞赏的。
“来,我来给你擦肥皂,”雅德维珈说。
实际上,赫尔曼觉得自己像是单独一个人似的。对于在这儿布鲁克林如何躲过纳粹搜查的一些具体细节,他还没完全想好。例如,这扇窗户该伪装起来,这样德国人就看不出是窗子了。可是怎么伪装呢?
雅德维珈开始给他的背上、胳膊上、腰上擦肥皂。雅德维珈非常想要个孩子,他一直阻挠她的愿望得到实现,因此对她来说,他就取代了孩子的位置。她喜欢他,和他一起玩耍。每次他离家出门,她就担心他可能回不来了——在混乱和辽阔的美国他可能迷路。他的每次回家似乎都是奇迹。她知道他今天要上费城,他要在那儿过夜,不过他至少会跟她一起吃早饭。
从厨房里飘来咖啡和烤面包的香味。雅德维珈已经学会怎么做齐甫凯夫的罂粟籽卷饼。她为他准备了各式精美的食物,给他做他最喜欢吃的饭菜:饺子,无酵面丸子红菜汤,牛奶玉米糊,牛肉汁麦片。
每天她给他准备好一件新熨烫的衬衣、内衣和袜子。她想尽量为他多做些,可是他需要得很少。他在路上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多。她极其渴望和他讲讲话。“火车什么时候开?”她问。
“什么?两点开。”
“你昨天说三点开。”
“两点过一点。”
“这座城市在哪儿?”
“你是说费城?在美国啊。它还能在哪儿?”
“远吗?”
“在利普斯克,这点距离是很远的;可在这儿,只要坐几小时火车就到了。”
“你怎么知道谁要买书?”
赫尔曼沉思着。“我不知道谁要。我尽量去推销。”
“你干吗不在这儿卖?这儿有那么多人。”
“你是说科尼岛?他们到这儿是来吃爆玉米的,不是来看书的。”
“都是些什么书呀?”
“啊,各种各样的书:怎么造桥、怎么减肥、怎么管理政府等诸如此类的书,还有唱歌书、小说、剧本和讲希特勒生平的书”
雅德维珈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他们写关于这个猪秽的书?”
“各种猪移的书他们都写。”
“嗅。”雅德维珈走进厨房。过了片刻,赫尔曼也跟了进去。
雅德维珈已经把鸟笼的小门打开,长尾小鹦鹉在屋子里飞来飞去。那只黄的鹦鹉沃伊图斯停在赫尔曼的肩头上。它喜欢啄赫尔曼的耳垂,吃他嘴唇上或是舌尖上的面包屑。雅德维珈感到惊讶的是,赫尔曼梳洗完毕以后越发显得年轻、神采奕奕、精神愉快。
她给他端来热的卷饼、黑面包、一只煎蛋卷和牛奶咖啡。她想让他吃好,但是他没有吃什么。他咬了一小口卷饼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了。他只尝了尝那只煎蛋卷。他的胃口一定是在战争期间变小的,不过雅德维珈记得他一向吃得很少。他在华沙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家,他母亲总要为这事跟他争吵。
雅德维珈关切地摇了摇头。他没有嚼就把饭咽了下去。离开两点还早着呢,可是他仍然不住地看表。他坐在椅子边上,好像随时准备着跳起来似的。他的两眼好像正盯着看墙外的地方。
突然他摆脱了这种心情,说道:“今晚,我要在费城吃晚饭了。”
“谁跟你一块儿吃饭?一个人吗?”
他开始用意第绪语跟雅德维珈说话。“一个人。这是你的想法!我会和示巴女王一起吃饭。我压根儿不是个书籍推销员,就跟你不是教皇的妻子一样!我给那个滑头货拉比于活——不过,不给他于,我们就要挨饿。还有布朗克斯那个女人简直叫人捉摸不透。跟你们三个人周旋,我居然没发疯,这实在是个奇迹。乖乖!”
“你这么讲话,我能懂吗!”
“你于吗要懂呢?传道书上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要是在我们可怜的灵魂里真有什么遗留下来,那真相总会知道的,不过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遗留下来,那我们只好将就一下,没有真相算了。”
“还要咖啡吗?”
“好,再来一点。”
“报纸上有什么新闻?”
“啊,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不过这是不会长久的。过不了多久他们又会发动战争的——那些野牛。他们永远也不会停止战争。”
“在哪儿打?”
“在朝鲜。”
“收音机里说希特勒还活着。”
“即使一个希特勒死了,有一百万个人准备好接替他。”
雅德维珈沉默了片刻。她倚在扫帚上。后来她说:“住在底层的那个白头发邻居告诉我,我每星期可以在工厂挣二十五元。”
“你想去工作?”
“我一个人在家呆着太寂寞。可那些工厂又离得大远。要是近一些,我倒想去做工。”
“在纽约去哪儿都不近。你得坐地铁,否则你哪儿都去不成。”
“我不懂英文。”
“你可以去上英语课。如果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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