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就说砍柴吧,大热天的时候刚吃了中饭便一个人跑到林场的后山去,不一会儿便背回来一大捆柴禾。那么炎热的天,人家连出门都不想出呢,她!哎,只知道傻干。和你伯母她们的关系又处的不好,直来直去的。自己累死累活,到头来没有人说她好,没有人说感激,都说应该她做的。你大伯一家六个兄弟姐妹,有哪个有她肯做事!兄弟中的老大中勇只好一口酒,老幺中茂在运输公司做了个临时工便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姐妹一个比一个滑头
她这人也难怪别人说她,和别人处的不好吧,这个可以理解,可是和自己丈夫也是这样,三天两头的打骂吵架。邻里亲戚相劝的多次了也便懒的去理会。何必呢!夫妻搞成这个样子,不是招人笑话吗!结果怎样?三个孩子读书都交不起学费,还得借,年年粮食不够吃,也还得借,一年下来就是几千块钱的债。后来几年,中民出来打工了,可是挣的一点钱又被她拿去给了娘家人,给弟弟取媳妇,给弟弟做新房子,自己的生活都不顾。她娘家又不是那么穷的人家。结果呢,自己越搞越穷。
中民也是,一个聋子,也只知道死做事,只知道喝酒,喝多了就吵架,不敢和别人吵,只跟自己妻子吵。当初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我会说中民,会说菊芝,他们也会听我几句,这些年我们不在老家了,你大伯去世了,你伯母去世了,哪还会有谁去说他们呢!我都不敢想象这些年他们是怎样过来的哎,都是自己给害的呀!”
母亲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像是在发泄着心中的无比气愤。抿了一口茶,然后斜靠在床沿,怔怔发呆。
“那他们当初怎么就结婚了呢?”
母亲摇了摇头:“都是父母给包办的,你大伯那时候是市运输公司的总经理,那个时候能攀上当官人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只是你大伯太古板,几个孩子的工作,没有一个能解决好,别说中民有些耳背,就连最聪明的中茂,也只给弄了个临时工做,其他的几个,现在还不是个个都在家种田务农,哎!人哪!”
六
我清楚的记得这一天是大年三十,也就是2005年的2月8日,所以我肯定前面说到的中民和菊芝来我家的时候,那是2005年的2月7日。
8日的早上,我仍然像往常一样早起,一样做好一家人的早餐,然后跑到广场去玩,玩一会后就到“芝麻开门”那个书店去看书,那里环境好,有音乐听。
10点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和中民在说话。
“中民不是昨天就回去了吗?”我疑惑“难道菊芝的病情有变化?”忽然感觉到有点不祥。
中民看我回来,没有吱声,继续和母亲说话。母亲看了看我,一脸疑重:“菊芝的病恶化了,今天来住院。”
“婶婶你说怎么办?医生说已经是晚期了,没治了。婶婶你说我该怎么办?!”中民站在那里,用一种恳求的眼神看着母亲,像是在祈求解救的灵丹妙药,更像是深受打击之后神经质的喃喃自语“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还有三个孩子要读书,还有几万块钱的债要还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说着说着,就抽泣起来,继而号啕大哭:“都怪我,我不该老和她吵架,不该打她,她的病肯定是我打出来的。都怪我!都是我给害的!我该死!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
腿一弯,就倚在墙上继续哭。
母亲最是多愁善感的了,也在一边不停地抹着眼睛。
哥哥正准备出去办事,见次情景好生安慰了中民几句:“这个病的确是治不好了,我问过一些同学。昨天我就和我妈讲过,怕你一下子接受不了,就没告诉你。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好好准备一下后事,呆会儿我会到医院去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几张一百块钱的人民币来塞给中民,中民推辞了几下,收下了。
“那你现在就去医院吧!”母亲对中民说。
中民停住抽泣,强抑制住自己没有再哭:“恩!我现在就去!”转身往楼下走去。
我默默的在一旁站着。
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清楚了中民的相貌,一顶泛白的雷锋帽一股脑儿套在头上,似乎还无法抵御住这个季节逼人的寒气,说话的时候还不时用手把两边的帽沿往下扯了又扯。古铜色的脸颊尚透着健壮的气息,终究无法遮掩住内心的忧伤,至而显得憔悴和消瘦。这样冷雨飘洒的冬天里,一套单薄的中山装里面只穿着一件旧毛衣,光着脚穿了双旧军用解放鞋,站在那里直哆嗦。
我呆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看着他扶着扶手一步一步往楼下走去,我忽然发觉,他微弓着的背影多么像一个苍老的老人。
“中民,你等一下!”母亲忽然记起什么来,跑到工具间里翻出一套棉衣、一件厚厚的毛衣、一条毛裤“你把这些穿上,这么冷的天。”
“不冷不冷!”中民动了动嘴唇,轻轻的说。
“怎么不冷!穿上!”母亲很严厉。
我把中民领进我的卧室,他把母亲给的衣服一件一件慢慢的穿好,我把刚从超市买回的一双袜子也给了他穿上。
走到门口的时候,中民回头望了望母亲。张了张口,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眼里像是裹着泪水。
中民走了好一会了。母亲还久久的倚靠在门框上:“那些兄弟姐妹又不是没钱,怎么就没有一个人关照下他呢?!哎!”
屋外,风越来越大,一会儿便下起了雪。
七
姐姐带着女儿子欣来到家里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吃中饭。
一个学期没有见,子欣又长高了不少,也越发的活泼可爱了。见了我,便一个劲的喊:“舅舅舅舅,带我去玩!”
她们还没有吃饭,母亲再炒了一盆红烧豆腐、一盆鸡蛋炒辣椒。
边吃饭的时候,母亲把菊芝的事前前后后向姐姐讲述了一遍,末了,又叹道:“都是自己给害的,哎!”
在老家的时候,姐姐和菊芝玩的挺好,对于她的病危,同样表现出善良的同情和可怜“多么老实的一个人啊!”
“这样吧,剑,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菊芝吧!”饭后,姐姐对我说道。
“去看看也好,见个最后一面吧,怪可怜的!”母亲在一旁附和道。
“好吧!”说着,我套了件外套,下楼骑摩托车载着姐姐一起来到县人民医院。子欣闹着要跟着去,被姐姐呵斥了几声后还是乖乖的玩玩具车去了。
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这让我无法把2月8日这个日子同大年三十很好地联系在一起。
在住院部三楼走廊尽头的一间病房里,我们找到了中民他们。门口有个六十来岁的妇女在小声的抽泣,估计是菊芝的什么亲人,后来知道她是菊芝的母亲。
菊芝躺在病床上,眼睛已经浑浊无神,深深陷在眼眶里,脸色苍白,还透着一丝乌气,蓬松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整个人看上去,阴森可怕。
边上跪着个中年男子紧紧的抓着她的手,把耳朵贴近她的脸,在听她说话。姐姐告诉我,中年男子是菊芝的弟弟。房间里还有五个人,分别是菊芝的大儿子14岁的工涛、菊芝的父亲、中民、中民的大姐金花和大姐夫吴良。
我和姐姐走近病床。
“知道我是谁吗?”姐姐问。
菊芝的视线努力地转到姐姐的身上,望了好久,点了点头。脸上闪过一丝高兴的表情,又瞬间消失了,张了张嘴,没有听见说了什么。
金花探过身来问:“你想说什么呢?”
“我恨中”一阵咳嗽,良久吐出一个字来“民!”四个字像是用尽了一生的力气。说完后便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又喘起气来。
工涛站在床边断断续续哭着,中民半跪在床边,望着菊芝,和着脸上的肌肉嘴唇一阵一阵的抽动。金花用手擦了擦滚到嘴角上的一滴泪水,难过的眼神看了看中民,又看了看菊芝。
半响没有人说话,只隐隐约约的抽泣声。
“你怎么恨中民了呢?”等菊芝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吴良凑了上去。
“我恨中民!”这一次,菊芝的声音更轻,眼神充满哀怨。
“你怎么恨他?”吴良又问。
菊芝点头,点了又点。仿佛要使尽全身解数证明些什么,可惜已经没有更多的力气和时间了。
“其他那些亲人都没有人来吗?”姐姐问金花。
“没有。就我这个做老大姐的来了。兄弟姐妹中那几个不是说忙就是说有事!”金花摇了摇头。
“现在怎么打算呢?”我问吴良。
“车已经请好了,不能拖在这里,万一要是死在这里,是要拉去火化的,按老家的习俗,人是不能火化的。在家里死了就马上土葬,没人追究,也省不少钱。下午四点就走,能不能挺过这个年关就听天由命了!”吴良说。
姐姐的眼睛也慢慢的湿润了。我想,在这里多呆一会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是徒增忧伤而已。于是拉了拉她的衣角,示意回去。
回到家,子欣还在客厅里玩玩具车,见姐姐眼睛红红的,忙问:“妈妈你哭了吗?”“你玩你的车!”姐姐转过身去。
八
菊芝死了。
傍晚六点多钟,我正和母亲在厨房里料理年夜饭的时候,中勇打来电话。电话是我下楼去接的,我决定暂时不告诉母亲。母亲自己原本虚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承受更多的打击了。
“谁打来的呀?”母亲问。
“我的一个同学。”我没有看母亲。
“有事呀?”
“没,他说跟我拜个年!”
“哦!”
菊芝死了。
我想起她几次重复那句话—“我恨中民!”我疑惑,她怎么会恨起自己的丈夫来呢,特别是在这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她的心中只有哀怨和悔恨吗?当一个生命带着怨恨离开人间,这该是多么的可怜,又多么的让活在周围的人深思,又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多少惆怅、不安和忧伤!
中勇说,大年三十死去的人要等到正月初三才能做善后之事,为了不影响别人过年的节日气氛,噩耗还不能在村子里传开。
死了还不能入土为安,还要在人世间冬天里那冰凉的木板上孤独的躺上三天,由任灵魂游走在躯体之外那冷雨飘摇的漫漫长夜,无法找到容身之所。
生当何苦,死亦何悲!
这个冬天,一向暖冬的南方奇怪的持续着阴雨连天的日子,冷雨不断,有时还夹杂着沙沙作响的雪花击打着冰凉的玻璃窗。这年大年除夕夜,大片大片的雪花覆盖着街道上空那呛人的烟花鞭炮爆炸后的烟火味,似乎欲覆盖这个节日的喜悦。
年夜饭后,我站在窗前,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望远处闪闪的烟火,一下子闪耀了夜空,顷而又一片漆黑。